一游讀 > 傳統國學 > 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 > 紅樓漫卷世紀風(單世聯)--政治運動與紅學的普及
    盡管《紅樓夢》具有豐厚的人文內涵、詩化的藝術情境乃至復雜的思想意義,在文化和審美價值上確實比《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等高出一層,但它仍然是小說,是一般文人可以隨意談論的對象。胡適開創的新紅學要求對與小說有關的一切進行歷史考證,而像曹家故實、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當專門的的課題,不是任何學人都可以輕易問津的。新紅學提升了紅學的地位和水準,卻也使紅學越來越精英化了。無論如何,紅學只是一門專業學術,談紅容易,研究紅學卻不容易。但49年后,《紅樓夢》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一度還出現了不少業余紅學家、“工農兵紅學家”。相對49年以前紅學主要是一些精英學者的專業研究而言,49年后的紅學具有普及性特點。

    這一切首先與**有關。當代中國的兩門顯學“紅學”與“魯(迅)學”,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毛提倡的“紅樓夢要讀五遍”、“讀點魯迅”是主要原因。可以設想,如果毛以同樣的態度談論屈原,很有可能會出現“屈學”。1971年**事件后,毛順口念出“折戟沉沙鐵未消”一句,杜牧的詩馬上就傳遍全國。這就是他的影響力,何況是兩度被他選中作為政治運動主題的《紅樓夢》?

    毛最早讀《紅樓夢》是在長沙第一師范讀書時,井岡山時期他還和賀子珍談過林黛玉,延安時代也對茅盾表達過自己的紅學見解。49年后他搜集了20種《紅樓夢》的各種版本。1952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辯》改名《紅樓夢研究》由棠棣出版社新版,毛讀過后的反應,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毛對該書批了若干問號,對《作者的態度》、《〈紅樓夢〉底風格》兩章中感嘆身世、情場懺悔等觀點明顯表示不贊成。“**讀俞平伯這本書,是在李、藍文章發表之前,或之后,還得而知。但這并不重要。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后,他把《紅樓夢》當作社會歷史乃至階級斗爭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確和一貫的,和‘新紅學’不是一路,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也比‘新紅學’高得多。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一出來,引起他的重視,誘發他的興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46)另一種說法是:“據說喜歡《紅樓夢》的**讀后,還把統戰部的李維漢、徐冰找來,后來便把俞后補為全國人大代表。”(47)

    毛對新紅學的評價比對索隱派高,直到1964年他還認為:“《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49)所以他開始對俞著有較高評價是極有可能的。但毛歷來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注重從社會歷史的角度觀察文藝現象,早在1938年,毛就在延安“魯藝”的演講中說《紅樓夢》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所以就文學的一般觀念而言,李、藍的文章顯然更與毛一致,何況李、藍的文章都引用了恩格斯、列寧、**的語錄來批判俞平伯的主觀唯心主義。加深毛的印象甚至激動毛的情緒的是,李、藍“兩個青年團員”的文章恰恰又受到毛一貫厭惡的“大人物”的阻攔,這令他不能容忍了。

    從1954年運動開始的當代紅學,有兩個層次,一是旨在建立新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改造工程之一,二是以新的文藝理論重新解釋《紅樓夢》。

    政治制度、經濟基礎變革之后,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領域也要隨之變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對于**來說,意識形態的革命甚至可以先于、重要于基礎層面的革命。1948年**稱胡適是國民黨“罪大惡極的幫兇”之一,49年后認為胡適與蔣介石“一文一武”是人民的公敵。李、藍文章發表后如何為毛所發現并以此作為批判“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的缺口,這一過程需要檔案材料的公開才能清楚,也許正是因為俞平伯紅學研究與胡適的關系。但即使沒有李、藍的文章,清算胡適的運動也肯定要展開。所以54年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過不去,也不只局限于《紅樓夢》研究及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是要從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徹底清除胡適的影響,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統治地位。為了保證運動達到預期目的,中央正式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尹達等人組成的委員會,這個主要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黨的文化官員組成的級別不高的委員會主要在前臺活動,真正掌握運動的是**。與此同時,中宣部精心設計了一個運動方案,確定了九個題目,包括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中國哲學史》、文學思想、《中國文學史》、考證在史學中的作用、《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生的社會背景、《紅樓夢》的研究著作。一方面發動全國學者大規模參戰,另一方面分工寫作,每一個題目都是專門人員批判。差不多是責任到人。

    這是不是夸張了?一點也不,在毛看來,這是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任務。1955年2月,陸定一在省市宣傳部長會議上傳達了中央的重要部署:從現在起,我們要進行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即以大約八年的時間,展開一個全國性的思想運動,批判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思想,使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懂得什么是唯心主義,什么是唯物主義。

    1955年3月1日,中央發出《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其中說:“沒有這個思想戰線上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就會嚴重受阻。”(50)

    由于批俞是為了批胡,所以與后來歷次被批判的主角比起來,俞個人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護。不但**在信中說:“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的態度”;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中宣部內部會議上甚至具體地說:“俞平伯可以不作檢討,要堅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給他減薪或把他扣起來。”(51)郭沫若、周揚后來在批判發言中也附帶地說了“開展學術的自由討論”、“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誰都有權利,根據真理來作是非的判斷”之類的話;但由于什么是真理是由**的最高指示來欽定的,而且運動的性質被定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俞哪里還能堅持自己的錯誤?運動當然不會真的像毛、林公開說的那樣溫和,各種批判會上調門很高,李、藍甚至在《走什么樣的路》一文中把有關《紅樓夢》的討論說成“是過渡時期復雜的階級斗爭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俞不得不在急風暴雨中作了檢討,此后一度“交游寥落似晨星”,以至于1986年,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的胡繩在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的紀念會上承認:“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圍攻,是不正確的。”“1954年的那種做法既傷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學術與藝術的發展。”但考慮到從批胡風到批“四條漢子”,只要是**親自發動的文化批判運動,被批判者都沒有好下場,不但不再有發表文章、從事學術工作的權利,有的甚至生命不保,那么可以說與歷次受害者相比,俞的命運確實太好了。只兩年時間,中央領導人就為他在政治上平反;1956年評職稱,得到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高級領導人的同意,俞被評為一級研究員,不久對給他配了助手校勘《紅樓夢》。因禍得福的是,由于有了這一次運動的經驗,此后的多次運動基本上沒有俞的事。1957年“鳴放”期間他和其他老先生勸那些青年學生:“我們老頭都不這么說,你們怎么這樣說?你們一些話出格了,我們老頭說不出來。”(52)

    俞平伯經受了運動的洗禮,紅學也經歷了轉型。1949年以后,包括《紅樓夢》在內的一切中外文學作品都要經歷一個重新評價的過程,新的標準是作品的社會政治價值,但文學作品的社會政治價值又是難以確定的。王瑤曾介紹介紹說49年后的古典文學研究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白居易、杜甫、《水滸》為代表,第二階段以李白、陶淵明、《紅樓夢》為代表。在前一階段中,盡管大家理解的深度仍有不同,但那些作品的人民性是可以從字面上找到的,因此爭論就不多;雖然很多問題也并未真正解決。目前似乎正到了第二階段,這些作家和作品大家也以為是一定要肯定的,但對如何肯定就很有紛歧了;因為這些作品中的人民性的表現是復雜的和曲折的,需要作具體的和細致的分析,因此直到現在似乎還仍在討論階段。”(53)白居易、杜甫、《水滸》要或反映人間疾苦或表現底層造反,與新時代的意識形態完全一致;但李白、陶淵明、《紅樓夢》這些既不能否定,但又沒有確定的人民性、政治性的作品該如何估定?

    如何評價《紅樓夢》是學術界的事,政治人物關心的是如何改變整個學術思想,不同的目的之所以聚于《紅樓夢》,是因為運動要達到目的就必須找一個具體的靶子、要有一個突破口。據林默涵說:“現在我們批判俞平伯,實際上是對他的老根底胡適;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義……如果不找一個具體對象,只是尖銳地提出問題,說有這種傾向、那種傾向,這樣排列起來大家也不注意。現在具體提出《紅樓夢》的研究來,斗爭就可展開了。”(54)周揚后來也特意指出李、藍“不是抽象地提出問題,而是抓著了一個具體的對象,執行了尖銳的批評的任務。”

    (55)

    正因此,評論54年運動主要不是紅學史的論題,但由于它畢竟圍繞紅學研究展開,并且運動的主旨之一是建立文學研究的新話語,所以它對紅學的影響就極其深創。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最能解釋古典的、非無產階級創作的,是恩格斯在談到巴爾札克時說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對作家世界觀的勝利,它說明產生于過去時代的作品可以具有進步意義。這就是李、藍的根據:“要正確地評價《紅樓夢》的現實意義,不能單純地從書中所表現出來的作者的世界觀的落后因素,以及他對某些問題的態度來作片面的論斷,而應該從作者所表現的藝術形象的真實性的深度來探討這一問題。”(56)“《紅樓夢》之所以能在創作上取得杰出的成就,就在于曹雪芹的現實主義的創作和世界中的落后因素并不完全一致。”(57)創作方法勝利論的關鍵是作品真實反映了社會現實,這種反映在作品中的客觀內容可以超越作者世界觀的局限而揭示現實的本質。封建時代的社會本質,按**的一慣說法,就是地主官僚對人民的壓迫剝削以及人民群眾的反抗。“作者更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會的生活內容,并進而涉及到封建制度的全部問題。作者真實地描寫了這個階級生活的基本特點:殘酷的剝削,無情的統治,偽裝的道學面孔,荒淫無恥的心靈。這些暴露和批判的本身有著充分的人民性。人們借此了解了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本質,認識了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引起強烈的憎恨,并進而全面否定了這丑惡的現實。”(58)

    總是描寫具體人物、獨特個性的小說為什么能負載這么多的政治內容?恩格斯的現實主義論還有一條叫“典型論”,即文學人物的普遍概括性。《紅樓夢》只寫了一個賈府的罪惡與衰亡,但它概括了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本質。塑造典型是現實主義不同于自然主義的根本特點。李、藍以此反對局限于一家一姓的“自傳說”:“造成《紅樓夢研究》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俞平伯先生對于紅樓夢所持的自然主義的主觀的見解。但是,這種把紅樓夢作為一部自然主義來評價,而抽掉了它的豐富的社會內容的見解,無非是重復了胡適的濫調。……都是否認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杰作,否認紅樓夢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會的人的悲劇,進而肯定紅樓夢是個別家庭和個別人的悲劇,把紅樓夢歪曲成一部自然主義的寫生作品。”(59)給李、藍提供論據的是,胡適曾說“紅樓夢是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杰作”,俞平伯也說過“紅樓夢底目的是自傳,行文底手段是寫生”。但其實,胡的本意是說《紅樓夢》不是寫帝王英雄而是寫的平常人生,俞的“寫生”是強調其生動寫實,都不是貶義詞。

    李、藍文章始終根據**對封建社會的的論斷和階級斗爭的理論,強調《紅樓夢》反映的社會內容與階級斗爭,堅決否認《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或如通常理解的愛情小說。“《紅樓夢》出現在清代帝國的乾嘉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現象。乾隆時代正是清王朝行將衰敗的前奏曲。在這一巨變中注定了封建統治階級不可避免的死亡命運。這‘惡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的崩潰開始。曹雪芹就生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這個時代的轉換中崩潰了……他從自己的家庭遭遇和親身生**驗中,已經預感到本階級滅亡的的歷史命運。他將這種預感和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崩潰的活生生的現實,以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現在《紅樓夢》中,把封建官僚階層內部腐朽透頂的生活真實地暴露出來,表現出它的必然原因。作者用這這幅生動的典型的現實生活畫面勾畫出封建統治階級的歷史命運。盡管這是一首挽歌,也絲毫未減低它的價值。

    ”(60)與胡適等不同,李、藍因為《紅樓夢》的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而對它評價極高,《紅樓夢》不是康熙朝政治,更不是曹雪芹的自傳,而“是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對這一句加了密密的圈點,并從此形成了把《紅樓夢》當歷史來讀的思路。

    在政治權力的支持下,現實主義的紅學觀戰勝了新紅學,并被推演到任何一種古典文學作品的評論之中。但奇怪的是,“歷史論”并沒有埋葬“自傳說”,新紅學的許多命題并未完全被運動的暴風雨蕩滌。關于“自傳”說,周汝昌當時就以魯迅為支援委婉地肯定了“實錄自敘傳”,他的《紅樓夢新證》認為曹雪芹的七代祖考和三代姻親都與這部小說息息相關,把曹家與賈家直接聯系起來。不同于胡適、俞平伯的是,周認為“自傳說”非但沒有降低小說的政治價值,相反是把小說與政治更緊密地聯系起來:

    “把紅樓夢的研究由與社會政治結合引向與社會政治分家的道路,卻不是我的目標;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學識理論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尋找著紅樓夢的社會政治意義,把紅樓夢與社會政治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看問題。”(61)如果曹雪芹的家世與康雍乾三朝的宮廷權力之爭緊密相關,小說的政治性不就得到論證?此外吳恩裕稱《紅樓夢》是“自傳體”小說,劉大杰說是“自傳性質的小說”等等,都在寬泛的意義上肯定了胡適的一些觀點。

    相比之下,考證受到更為寬容的對待。周揚當時就說得明白:俞平伯的考證,“不是為了在事實的基礎上對作品作全面的、歷史的、科學的考察,而是醉心于個別無關重要的細節,使讀者對作品處不到正確的完整的概念。”實際了貶低了小說的客觀內容。“我們并不是一般地反對考據工作,相反,我們需要真正科學的考據工作關于作者生平,創作過程以至作品中文字真偽的考證,都是需要,但這種考據工作只是研究工作的基礎,而不是目的。”(62)考證是基礎不是目的,這種說法俞平伯也會贊同:“整理古書工作的基礎應該是校勘。校勘工作沒有做好,其他工作都即如筑室沙上,不能堅牢。”(63)而且周劃定的考據范圍,恰與胡適一致。當然區別是有的,考證是“基礎”,“基礎”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周揚以及批評考證的人所持的,考證只是基礎,重要的是思想藝術的評論;另一種是像俞平伯這樣的學者所持的,考證是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任何評論都談不上。由于雙方都不否認這個“基礎”,所以即使在運動中,仍然有相當多的老學者如吳恩裕、浦江清等維護考證的必要,以至陸定一在向中央報告時還說:“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學研究者在發言中為俞平伯的考據勞績辯護,主要是擔心自己今后的考證工作會不被重視。關于這一點,我們在發言中適當地作了解釋。”(64)運動**過后,任何考證都可以在提供材料、為研究作基礎的口號下展開,俞仍然可以整理《紅樓夢》的各種版本,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等完成的也仍然是考證方面的成果,后來還由紅學延伸出一個“曹學”。

    本書認為,胡適的中心觀念“自傳說”并不是新紅學體系中最重要的內容,以作者及版本為中心和考證方法才是新紅學的主導觀念。胡適說過:“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證證據做向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我的結論也許有錯誤的,──自從我第一次發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改正了無數大錯誤了,──也許有將來發見新證據后即須改正的。”

    (65)紅學之成為科學,靠的不是“自傳說”,而是它的科學方法。此論極為通達。

    事實上,顧頡剛、俞平伯早就對“自傳說”存疑。54年以后,除極少數學者外,一般已不再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了。然而,這只是一個表面,縱觀大量的紅學考證,潛在地還是以“自傳說”為前提,否則很多考證、特別是關于“曹學”的考證就與紅無關。胡適是從考證中得出“自傳說”的,但后來的學者把這一程序顛倒過來,以“自傳說”來支撐考證,把清史研究當作紅學研究。乾嘉考證的繁榮有其特定的文化政策背景,考慮到政治化時代的特殊環境,也許可以認為當時紅學考證是一種學術保衛戰,如果 沒有那些由潛在的“自傳說”支撐的考證成果,當代紅學除了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宣傳之外,其學術價值是很難高估的。當那些用馬克思主義常識寫成的大量論著已成昨日黃花時,惟有那些考證性論著值得一讀,它們也許不是紅學更不是文學論著,但至少是清史或中國文化史論著。

    從“自傳說”和紅學考證實際上在54年后得到默認可以斷定,**要建立的紅學范式是一種社會政治論,只要承認小說充滿現實社會內容和和階級斗爭,承認《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自傳說”和考證法都可以獲得一定的生存權和有限的學術空間。如果說胡適帶給紅學的是科學方法、歷史考證,那么,**賦予紅學的則是社會內容和政治觀念,他們共同之處都是把《紅樓夢》當作歷史材料。

    如果這一判斷是合理的,那么,可以認為,僅就紅學本身而言,1954年的運動沒有多大必要。胡適沒有否定曹家的政治關系,繼起的考證大家周汝昌更是用證據來說明《紅樓夢》的政治相關性。更重要的是,在寫于54年運動之前的三篇文章《〈紅樓夢〉簡說》、《我們怎樣讀〈紅樓夢〉》、《〈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中,俞已經在調整自己以適應變化了的政治環境,三文都首先強調《紅樓夢》是真實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惡與婚姻的不自由的現實主義作品,都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話。其結論與李、藍文章大體一致:“《紅樓夢》在中國小說中,是一部空前偉大的作品。它的高度藝術性已久已被一百多年來的每一個讀者肯定了。但它的偉大不僅僅在于它的結構的龐大嚴整,人物的典型生動語言的流利傳神等藝術方面的成就上;更重要的則在于它有著決定這些藝術性成功的高度思想性。它是以一個愛情悲劇為線索來寫出一個封建大家庭的由盛而衰的經過的,從而真實地刻劃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惡,成為反映封建社會的一面最忠實的鏡子,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的巨著。”(66)俞本來《紅樓夢》的評價也不高:“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地們是不很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中國一切底文學  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 這類文學底特色V煉嗖還歉鋈松硎佬愿竦追從場!溆靡嗖還潑菩涯浚蓯老?nbsp;

    愁而已。故《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閑書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學之林。”(67)但在1950年的《〈紅樓夢〉研究》中,上述文字被刪去了。顯然,無論是解釋還是評價,即使沒有1954年的運動,俞也會走向李、藍的模式。盡管老人說新話總有些不順口,時髦話遮不住舊觀念。

    正像胡適的紅樓考證主要是為了宣傳他的科學方法一樣,54年運動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紅樓夢》而是改造整個學術文化領域。對紅學這個學科來說,疾風暴雨式的運動功過參半。政治運動實際上破壞了對它的學術研究,新話語實質上**政治理論和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常識性普及,對《紅樓夢》的思想意義鮮有真切的闡釋,甚至在文風上也千篇一律。馮至當時就指出:“很多文章是公式化的,以為把下邊的這套公式在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頭上一套,便可以解決問題。(一)作者生平;(二)作品內容;(三)作品的人民性(從書中找出一兩段描寫勞動人民的,便算是人民性);(四)

    現實主義精神(有時把描寫逼真就認為是現實主義精神);(五)結論。如果書中有什么落后思想,不加分析,只說是‘受時代局限’,把這一公式到處套,不不解決問題的。”(68)49年以后大部分紅學文章,實際上都是按這個套路寫成的,很快就不堪卒讀。

    然而,運動的特點就是它的全民普及性。“全國解放后《紅樓夢》一下引起那么廣泛的注意,吸引那么多的研究者,不能不認為與1954年的批判運動有直接關系。”(69)一本研究古小說的著作被最高領袖點名批評,對它的批判關系又到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誰能不對這部小說刮目相看?運動使各種紅學著作成為暢銷書。1958年,俞校注的《紅樓夢》出版,到1962年,印數已達14萬部,《**選集》才印了5萬部。(70)在1963年那么困難的情況下,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俞平伯一本近600頁的《紅樓夢八十回校字記》。此前只有少數學者才能見到的孤本秘籍也開始影印出版。紅學如此顯赫,紅學家也就令人向往。何其芳本非紅學中人,“1953年2月到文學研究所工作的時候,我打算研究中國文學史。當時正準備紀念屈原,我就從研究他開始,寫出了我的第一篇關于我國古典文學的論文。接著研究宋玉,但沒有寫文章,后來又研究《詩經》。歷時數月,還沒有把它的面貌和問題弄清楚,《紅樓夢》研究批判就開始了。緊接著是批判胡適和胡風的運動。以后,我的研究計劃改為研究清初的小說,寫出了關于《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論文。”(71)

    幾乎全國所有的古典文學研究者都參加了54年的運動,紅學從此獲得了在新體制下的通行證而成為老學者們的最佳選擇。1957年“鳴放”期間,中國人民大學有一個著名的學生林希翎,因其激烈的批評聲音而被劃為右派,如果不是這個下場,她很可能是一個紅學新秀。“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為在批判《紅樓夢》研究中,她羨慕**表揚了李希凡和藍翎兩個青年,才改成了這個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學生,但隨后研究紅樓夢并寫出了頗有見地的文章。”(72)運動動員了當代第一代紅學家。完全可以說,政治運動在學術文化領域和社會精英層面中普及了《紅樓夢》。

    但在**看來,《紅樓夢》的政治潛能僅靠一次批判運動是不能充分發掘出來的。54年他只是認同李、藍的文章,此后就不斷就《紅樓夢》和紅學發言。1973年10月,**在一次會議上說:《紅樓夢》是思想和藝術結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說,提議干部要多讀幾遍,并批評了認為《紅樓夢》主要是寫愛情的膚淺看法,明確指出《紅樓夢》是寫階級斗爭的,談情是為了打掩護。建國以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還不多。這一講話直接啟動了1974年“評紅”運動。類似的觀點毛此前多次提到,為什么只有在1973年才形成“評紅”運動,其來龍去脈迄今仍不清楚。可以確認的,一是**《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發表20周年;二是如御用喉舌梁效在《批判資產階級不停》中說的是為了“推動當前批林批孔的斗爭”。無論如何,“評紅”是1974年中國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題之一,這一年,全國各報刊就發表有關文章319篇。

    新一輪“評紅”的特點是,此時的中國大陸已沒有一個像54年那樣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的“學術界”或“古典文學研究界”,運動沒有具體的批判對象。因而運動也就不像1954年那樣主要在學術文化界進行,而是擴展到各行各業,是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 理所當然地,“評紅”不但與學術無關6沂恰拔母鎩逼蘋笛?nbsp;

    研究的一個環節。它標準文章是階級斗爭、政治掛帥的宣傳品,比54年的文章更不具有學術性。但這場仍然有它的吊詭。正如1954年的運動不是為了普及《紅樓夢》和俞平伯的著作,但客觀上擴大了《紅樓夢》與俞平伯的影響力一樣,1973年的“評紅”運動是全民普及《紅樓夢》的運動,當時的中國基本無學術文化可言,學術機關被解散,高等學校只招收工農兵學員;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在“五七干校”勞動改造;除魯迅、浩然及一些工農兵創作外,全國沒有一家出版社出版古典文學或外國文學,完全可以說是萬馬齊喑、一片荒蕪,但也正因此。“評紅”因此超出發動者的預期,客觀上給禁若寒蟬、一無可為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從事文史的老學者們從事學術工作的一個小小的機會。“就一部分古典文學工作者來說,在‘四人幫’砸爛傳統、摧殘學術文化的反動政策之下,長期不能從事研究工作,他們趁**同志肯定《紅樓夢》的機會,通過這部書作點文章,不能說沒有一定寄托的性質。”(73)比如1974年春,文化部組織人重新校注《紅樓夢》,參與者都認為,“這是離現實遠一點,可以做點學問的好事(事實也證明。凡是參加過這次校注工作的同志,后來在紅學領域中,都有過突出的研究成果)。”(74)這樣說,不是要肯定“評紅”,而是說它為無可奈何中的文史學者們提供一個唯一的可能:在寫“大批判”文章的同時,他們至少可以以為工農兵“評紅”提供資料為由,進行寫一些史料考證。這一年,周汝昌在《文物》雜志第2期上發表《紅樓夢及曹雪匠芹有關文物敘錄一束》,就“文革”前長期爭論的曹雪芹畫像問題發表看法;同期雜志還發表了吳恩裕《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現》一文,論證《廢藝齋集稿》是曹雪芹的佚著。不久,陳毓羆、劉世德著文質疑,胡文彬、周雷再發表文章隱然支持吳恩裕。由于雙方都感到材料不足,爭論不了了之。當然即使是考證也沒有完全擺脫當時政治語境,比如,在《廢藝齋集稿》的自序中,有編寫此書是“為今之有廢疾而無告者”之語,如此則曹雪芹有同情底層貧民的思想,這就比較容易支持《紅樓夢》的反封建主題。但考證畢竟與宣傳有區別,在有關佚著問題的討論中,大量涉及的是官制、文字、物價、詩風、天氣等問題,細致入微,具有當時條件下最強的學術性。如果不是“文革”,紅學肯定有更好的發展形勢;但如果沒有“評紅”運動,周汝昌、吳恩裕等人連這樣的文章都寫不了。80年代后的紅學權威馮其庸,其紅學家的生涯就起始于以“洪廣思”為名在《北京日報》1973年11月23日發表《〈紅樓夢,是一部寫階級斗爭的書》,次年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小冊子《階級斗爭的形象歷史  評〈紅樓夢〉》。但馮其庸畢竟不只是為政治運動搖旗吶喊的“洪廣思”,他在寫宣傳文章的同時也開始了學術性的考證,在《文物》1974年第9期上以本名發表《曹雪芹的時代、家世和創作》一文。事實上,這場運動動員了當代第二代紅學家。

    與1954年的運動一樣,為了配合“工農兵評紅”,重印或新版了一批原來只有少數學者才能看到的孤本秘籍。當時編印的大量研究資料中,有不少是紅學史上的名著。比如人民文學出版社不但出了三輯收有紅學史上主要論著的《紅樓夢參考資料》,還單本翻印了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和《紅樓夢研究》“供研究工作者參考、批判之用”。一些高等學校內部印刷的“參考資料”中,不少在“批判”的標題下大量選輯“五四”新紅學及“文革”前的文章,使“工農兵學員”們在注經和宣傳之外感受到一點學術的流風余韻。

    《紅樓夢》與49年以后的中國政治文化的息息相關,這是它普及的關鍵。但說《紅樓夢》是政治小說卻并非是**的獨創,不但蔡元培力倡此說,持“自傳論”

    最力的周汝昌也堅主此論。政治始終是20世紀中國的壓力性背景,如果沒有它,一部通常認為是談情說愛的小說又如何能中社會文化生活中如此沸沸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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